新的交通法規(guī)出臺了，其中關于闖黃燈被重罰條款備受爭議，在此以前闖黃燈是不被處罰的，從不被處罰到重罰這一條法規(guī)已然超過了人們的底線，于是反對聲呈一邊倒的趨勢，面對強大的公眾和輿論壓力，有關部門不得不改變了剛剛頒布的法規(guī)，說明闖黃燈要以教育為主，徹底推翻了剛剛頒布的法規(guī)，不免讓人感覺有朝令夕改之嫌，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一情況呢？其實出現(xiàn)這一情況很正常，因為黃燈是處于事物的中間狀態(tài)，因為處于紅燈停，綠燈行中間狀態(tài)，所以就很難判斷他應該往右還是往左，中國人的思維早已被一元論的西方思維方式同化了，如今的中國人完全拋棄了老祖宗的整體思維的哲學理念，在評判一個事物的問題上，不是從正反兩方面來一分為二的考慮和評判，而是采取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脫離了中國人傳統(tǒng)的“一陰一陽謂之道”的哲學根本。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國民在考慮和判斷一個事物時，正是缺乏這種實事求是的辯證的哲學思想才導致了我們社會中許多問題。
     黃燈通行是否違法不是一個非彼即此的問題。紅綠燈的發(fā)明者是英國，本身黃燈是不必要存在的，因為紅燈和綠燈已經(jīng)解決了通行和禁止通行的目的，但是黃燈的設置正是人性化的體現(xiàn)，是從通行和禁止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所以黃燈停也有道理，它符合任何事物都有慣性的牛頓定律，因為世界上的事物很難從一個狀態(tài)一下子進入另一個狀態(tài)，它需要一個過渡，這也是設置黃燈的原因，但是說闖黃燈違規(guī)也對，嚴格的說因為它畢竟不是綠燈，要從制度的嚴肅性來講，闖黃燈就是違規(guī)。正因如此，如果我們在制定法規(guī)時要看到它的兩面性，要兼顧事物的兩個方面，既要強調法的嚴肅性，又要考慮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才對，而不應該一下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果在一個事物上都采取這樣的一個思維方法，我們肯定就不會出現(xiàn)向黃燈一樣簡單粗暴的重罰和一刀切的法規(guī)和制度。正確的方法是：我們應該界定它違規(guī)，但處罰上要定更多的細則，要分不同情況來做出相應的處罰。本身制定嚴格的交通法規(guī)是符合民心的，但是由于我們的簡單和缺乏哲學思維的工作方法才導致了大家反對的結果。這一定要引起我們的深思。中國人必須拋棄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肯定一切的思維模式，因為我們在這上面吃了太多的虧。
     中國幾千年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優(yōu)秀的哲學思維的集合體，傳統(tǒng)文化的遺失對中國人來說，使我們的思維方式發(fā)生了改變，使我們丟棄了一種正確的哲學思維模式，使我們丟棄了一種好的方法論。我們已沒有了靜下來仔細分析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環(huán)境，到處是拍著腦門在決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的哲學理念已被中國急功近利的大環(huán)境所淹沒，西方頭痛醫(yī)頭的哲學替代了中國頭痛看頭、還要看腳的整體科學思維習慣。因為我們都太急，完全忘了牛頓的慣性定律，我們都盼改革，但改革怎么改卻沒人靜下來思考和分析。
     就像我們的新交通法規(guī)一樣，是改了，但卻帶來了更大的吐槽。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xiàn)偉大的復興，重塑我們的哲學思維和辦事習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一直是沿用非黑即白的思維習慣在判斷一個事物。文革的悲劇和我們的極左和極右的思潮其實全是在這種哲學思維中的產(chǎn)物。
     我們要學習一些哲學，特別是我們政府參與決策的人，一個事物的好壞，一個政策的好壞，關鍵取決于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席就號召人們要多學習哲學，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毛澤東不知看了多少遍，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其實也是哲學上一分為二看問題的結果。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正是科學的分析了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優(yōu)劣性，用一分為二的哲學思維總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又結合中國國情吸收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優(yōu)點，所以說它是一個在正確的哲學理念下的科學產(chǎn)物。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也是基于對一個事物要用一分為二的哲學思維所總結出的科學論斷。
     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有時很好做出判斷，就像紅燈停和綠燈行一樣不會引起人們的異議，但是我們遇到的問題大都就像黃燈一樣，是一個中性問題，是一個是非標準比較模糊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要經(jīng)過認真的思考，反復的實踐和對事物正反兩方面不斷的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中國人必須要建立科學的哲學思維，要從事物的兩個不同面來考慮問題，這樣就不會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毛病，所以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學一些哲學。